六七感言 翟惠洸
那時的我，是一個活潑單純的十六歲女孩，剛中五畢業，準備念中六，對升讀大學充滿憧憬。轉眼之間，現在的我，已經是一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當年一切，仍歷歷在目。
父親被捕當晚，我們一家表現得異常鎮靜，維護了人的尊嚴。連年老體弱的外祖母和照顧我們的歡姐，亦沒有絲毫的慌亂。面對手持長槍的警察，我甚至有點兒興奮，把自己代入紅色小說《紅岩》的場景，腦際浮現許雲峰、成崗、劉思揚等革命英雄形象，感到經受考驗的時刻終於來臨了。這正是當年許多人的精神支柱。
然而刺激過後，回到現實生活，家裹的氣氛便變得如那年盛暑天氣般翳悶侷促。父親被捕後，母親對外要頂住大局，處理四間商業機構的運作，以及親朋戚友的流言蜚語。她溫文柔順，但很堅強，沒有在我們跟前流過淚，不過，此後就更加沉默寡言了。妹妹在金文泰中學念書，成績優異。校長李思義是父親的朋友，被當時左派「革命群眾」斥罵為黄皮狗，母親害怕妹妹出事，便安排她與一起被捕的李少雄伯伯的三名子女一同到澳門濠江中學就讀。我頓時感到很孤單，很徬徨，但亦漸漸懂得體諒母親。
「我不自卑，只自覺是個異類」
暑假過後，我回到被稱為「奴化教育重鎮」的聖公會轄下名校上課，我的「革命豪情」開始消減。我仍然以父親為榮，但又想到他的事件上了報章頭條，全校都知我是囚犯的女兒了，一踏進校門，總覺得師長和同學們銳利的目光射向我。任教中六生物的劉克明老師，是父親經營的出版社的一位作者，學校採用的生物課本，就是他撰寫的。我為了避開他，退修了生物科。那年的中六生活，每天都渾噩度過，學習成績大受影響，自不待言，我對此耿耿於懷了好一段日子。
後來得知，李思義其實很關心我的妹妹，他表示不明白為何這麼優秀的一個學生要退學，看來他沒把父親視為暴徒。如今回想我校的師長和同學，其實對我亦無甚異樣，校方從沒有找我談話，同學亦沒有離棄我。畢業音樂會仍選我擔任鋼琴獨奏，表演完畢，校長還微笑鼓掌。但在當時，我卻無法衝破那道心理障礙，我不自卑，只自覺是個異類。這就是政治對一名適逢敏感年齡的少年所造成的負荷。最後，我在「同路人」（即左派）的圈內找到慰藉，那似乎是處於那種心理狀態之下的必然的出路。
多年反思才走出非左即右的思維
我的父親生於戰亂頻繁的中國，他如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目睹社會的貧困腐敗，希望建設一個快樂和平的國家。他抱着單純的民族主義接受左傾思想，但也是一個幹實事的人，沒有政治野心。當年父親對新中國充滿熱愛和忠誠，從小便教育我們要愛國家。此外，他又希望我們學習英文，把我和妹妹送進教會學校念書。因此我很早便意識到外面有兩個世界，一個左，一個右（那時的定義，左就是支持北京政府，右其實就是非左，自然包括支持台灣的人）。學校是右，但我在學校有好老師，好同學；家是左，我在父親的朋友圈有一批愛護我的叔叔阿姨，一夥投契的玩伴。一九六七年之前，我在兩個世界各有樂趣，活得很自在；一九六七年反英抗暴爆發，我彷彿被這兩個世界撕裂了，這令到感性的我十分痛苦。父親出事後，一種無形的壓力，使得我必須堅定地站在左的一邊。事實上，一名懵懂少年，對左、右的概念是頗為模糊的，但後來在那種環境和氣氛感染下，亦隨波逐流，慢慢學會以政治傾向作為標準去劃分一個人是「好人」或是「壞人」，經過許多年的反思，我才能走出這種非黑即白的思維模式，發現世界是有灰色的，是色彩繽紛的。
糊塗革命家
讓我談回父親被逮捕後的情形。他出事次日，《商報》的鄧子常叔叔和他的妻子劉慕貞阿姨前來探望，令我們感到很温暖。他們又傳達指示，勸母親不要請律師。但他們過於擔心了。父親是個文弱書生，又高又瘦，近視一千度，眼鏡厚近四分一英寸，而港英竟出動長槍短棍鐵橇，偷偷摸摸在半夜三更把他逮走，全家早已十分氣憤，於一夜間自覺地加入反英抗暴大軍，又哪會興起請律師的念頭呢？當時左派的觀念是，「你有你的法，我有我的法」，請律師便是喪失立場，那是很丟臉的事。一九六七年的左派被捕群眾，沒有一人請律師，以今天的觀念，你可以說這種做法好荒謬，好愚蠢，但當時左派群眾的勇氣，是很難不令人折服的。
父親犯的官非，簡單說就是，他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配合左派新聞事業的發展，得到母親支持，變賣產業，開辦了一間印刷公司，負責印《商報》等左派外圍報章。但後來在強勢的集體意志下，漸失去話語權，他本着放任心態，再也無心過問公司的業務，便一心一意經營出版教科書，而且頗為成功。但他仍是印刷公司的持牌人，公司若出事，他要負法律責任。一九六七年，政府控告這間公司煽動、教唆刊印謠言引起社會不安等罪名，於是便把他逮捕。而他對這公司賣過什麼貨色，其實毫不知情，怪不得張家偉先生在他的著作中稱父親是「糊塗革命家」。其實他只說對一半。若讀父親的回憶錄，便知他根本沒有革命的念頭。用現在的術語，他是一個溫和開明的左派。
左派主動放棄辯論是非的平台
左派領導人在六七事件的策略，一律將控罪視為港英非法逮捕、無理迫害。父親在法庭自辯，吟詩論事，豪言壯語，風骨錚錚，一時成為左派抗辯的英雄。但是主審法官則批評他是在演說，不是在自辯。事實上，左派當時主動放棄一個辯論是非的法律平台，使得真相無法呈現，相信製造了一些糊塗賬。故法官所言，亦有道理。但那是個非常時期，很難用正常的尺度去衡量某些做法。
六七事件過去已近五十年，時間的距離，使我們能夠撥開迷霧，探尋真相。事件最終釀成流血。左派群眾、普通市民、殖民警隊成員各有死傷。我永遠忘不了五月二十二日花園道血案那幅經典照片，三個被警察毆打至滿身鮮血的人，痛苦無力地卧躺在地上，中間的那個人，是我從小就認識的蕭滋叔叔。蕭叔叔是三聯書店經理，為人溫文爾雅、和藹可親，他這副血淋淋模樣，令少年的我十分震驚。
當憶及這些往事，我感到哀痛與不安。我想，無論死者、傷者是什麼人，在社會上擔當什麼角色，他們的生命都是寶貴的。難道，一場悲劇真的無可避免？那又不是戰爭年代，難道，社會真有必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嗎？
卑微的存在
反對殖民統治、爭取公義，是崇高的理想。殖民政府採取傲慢粗暴的姿態對付抗爭的群眾，而群眾受文革狂熱和極端思想的影響，把行動步步升級，最終失去了社會大眾的支持。今天，我們已經知道當時中華大地奄奄一息、飽受文化大革命蹂躪。然而，事物往往糾結在一塊，歷史從來就充滿着偶然和荒誕。
有時我想，大部分捲進六七事件的群眾，都是卑微的存在。我們好比大海的孤舟，任由風吹浪打，不知把我們引往何方。我們無從窺測風從哪一邊吹來。以為刮東風，順風行舟，突然間風已轉向。在風浪中，只有很少人能幸運地被吹到陸地棲息，大部分則在海中載沉載浮，不幸的，便葬身大海了。
父親被港英政府控告教唆、煽動《香港夜報》、《新午報》、《田豐日報》三份左派外圍報章，個人被控罪廿一條，他任持牌人的印刷公司又被控罪廿一條。他在赤柱監獄度過近三年時光。出獄後，父親一有空便把在獄中的經歷紀錄下來，母親離世後，他以八十多歲高齡開始把筆記整理成書，但因健康等問題，至二○一三年逝世仍未能完稿。面對他遺下的幾十萬字，作為女兒，我有責任讓他的故事公諸社會，讓後人有所啟迪。
父親在書中敞開心懷，夾敍夾議講述他對六七事件的看法，他以妙趣的筆觸，描寫被捕、受審的經歷，在監牢的各種見聞。他流露對妻子的深情和歉意，對親人的思念；他剖白面對強權威迫之下的掙扎，他的軟弱，他的堅強，他對壓迫者的憤怒，對難友的關懷……。在其中一章，他寫到與一名謀殺犯的交往，在另一章，他憶述一九六七年冬天犯人向獄方爭取保暖衣物的抗議大行動，以及獄方的報復鎮壓。此外，他又形容牢房內各式各樣消愁解困的活動。例如左派文人流行作詩填詞，他們在鐵窗之內創作了許多激昂的詩篇；有些囚犯則製作實用美觀的烟斗自用；凡此種種，折射出在失去自由的環境下，人性最深之處相通的光影。
這本名為《赤柱囚徒》的書，記述一名文化人因六七事件坐牢的故事；它也是一個正在享受着人生黃金歲月的人，突然被推入困境，如何有尊嚴地活下去的故事。
六七，是一群人在特定歷史時空的特有遭遇；是一起走過的人的集體記憶。
（本文是二○一五年五月九日「國際視野 反思六七」研討會的發言整理。作者是翟暖暉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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