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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惠洸悼亡父

January 25, 2013

精神永存 - 翟暖暉葬禮悼文翟惠洸各位親友，各位前輩，今天，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與大家一起悼念我的爸爸翟暖暉。爸爸在個多月前因突發性心臟衰竭，留醫法國醫院四星期後，在一月九日早上八時許平靜地離開人間，他在世上生活了整整九十三年。爸爸在 1919 年出生。這一年，中國發生了波瀾壯闊，有劃時代影响的五四運動。爸爸的一生目睹及經歷了軍閥混戰，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朝鲜戰爭，香港五十年代的大罷工，六七反英抗暴，六四事件，香港回歸，以及之後的經常性社會抗爭活動。爸爸的一生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是分不開的。他從年青到晚年，都是一名愛國者，他期盼中國人民能夠在遼闊的國土上快樂自由地生活。我有幸在爸爸有生之年，與他有過許多緊密的接觸，得以體騐他的生活，分享他的感受，以及窺探他的內心世界。爸爸有茁壯頑強，堅挺不拔的生命力。這是人類精神的一點亮光，是超越了政治的範疇的。他不畏艱難，勇往直前，嚴肅認真，一絲不苟，孜孜不倦，自强不息的精神，令我深為感動，並永遠地鼓舞着我。我的爸爸是一名學識廣博，性格豪邁，熱情洋溢，光明磊落，氣度不凡，散發著個人魅力的文人。他喜歡熱鬧，喜歡高談闊論，喜歡結交各式各樣的朋友，在飲宴集會中，他經常成為焦點人物，而他亦樂在其中。然而，在我年紀很小的時候，我便隱約感到，在光芒的背後，隱藏着一個更加實在的父親。記得小學四年級的那年暑假，爸爸要我替他校稿。當時他與友人創辦宏豐圖書公司，正在編輯一套適用於中文中學的物理、化學、生物教科書。現在回想起來，連我這名小學生都要被動員去做校對，公司的經營情况，一定十分艱難。我獨個兒摸上德忌笠街南昌印務公司的閣樓，那兒約百來呎的空間，沒有窗户，沒有空調，小小的電風扇也欠奉。爸爸見我來了，沒有一句多餘的話，便把一叠手抄稿交給我，要我逐句讀出來，他則按着排字初稿逐字核對。沒多久，我已滿頭大汗，口燥喉乾。我偷偷地瞟了爸爸一眼。他帶着厚厚的眼鏡，表情嚴肅，低頭專注校對。我突然掀起一絲歉意，於是急忙重新振作起來，再度投入我生平的第一份出版工作。由這刻開始，爸爸專心認真，低頭伏案工作的畫面，永遠鑄進我的腦海。後來宏豐圖書公司出版全香港第一套有彩色插圖、編排生動活潑、名叫《農村常識》的小學自然課本。每逢星期日，我與妹妹隨同爸爸以及其他同事，到港九新界的郊野搜集標...

一场“文革”结束时，国家成了这个样子！

May 14, 2021

一场“文革”结束时，国家成了这个样子！湖湘秀才 2021.5.9 来源：彼岸观察 1 据统计，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那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这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 文化上的摧残尤其严重。民族优秀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 (《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 。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 2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

六七感言翟惠洸

February 13, 2025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我的父親翟暖暉被港英政府六名武裝人員於凌晨四時帶備長槍短棍，拍門入屋，抄家逮捕。當時父親對於究竟犯了何罪獲此「厚待」，是無甚頭緒的。而從那一刻起，我們全家便正式被捲進這場風暴了。那時的我，是一個活潑單純的十六歲女孩，剛中五畢業，準備念中六，對升讀大學充滿憧憬。轉眼之間，現在的我，已經是一名白髮蒼蒼的老婦人。當年一切，仍歷歷在目。　　父親被捕當晚，我們一家表現得異常鎮靜，維護了人的尊嚴。連年老體弱的外祖母和照顧我們的歡姐，亦沒有絲毫的慌亂。面對手持長槍的警察，我甚至有點兒興奮，把自己代入紅色小說《紅岩》的場景，腦際浮現許雲峰、成崗、劉思揚等革命英雄形象，感到經受考驗的時刻終於來臨了。這正是當年許多人的精神支柱。　　然而刺激過後，回到現實生活，家裹的氣氛便變得如那年盛暑天氣般翳悶侷促。父親被捕後，母親對外要頂住大局，處理四間商業機構的運作，以及親朋戚友的流言蜚語。她溫文柔順，但很堅強，沒有在我們跟前流過淚，不過，此後就更加沉默寡言了。妹妹在金文泰中學念書，成績優異。校長李思義是父親的朋友，被當時左派「革命群眾」斥罵為黄皮狗，母親害怕妹妹出事，便安排她與一起被捕的李少雄伯伯的三名子女一同到澳門濠江中學就讀。我頓時感到很孤單，很徬徨，但亦漸漸懂得體諒母親。「我不自卑，只自覺是個異類」　　暑假過後，我回到被稱為「奴化教育重鎮」的聖公會轄下名校上課，我的「革命豪情」開始消減。我仍然以父親為榮，但又想到他的事件上了報章頭條，全校都知我是囚犯的女兒了，一踏進校門，總覺得師長和同學們銳利的目光射向我。任教中六生物的劉克明老師，是父親經營的出版社的一位作者，學校採用的生物課本，就是他撰寫的。我為了避開他，退修了生物科。那年的中六生活，每天都渾噩度過，學習成績大受影響，自不待言，我對此耿耿於懷了好一段日子。　　後來得知，李思義其實很關心我的妹妹，他表示不明白為何這麼優秀的一個學生要退學，看來他沒把父親視為暴徒。如今回想我校的師長和同學，其實對我亦無甚異樣，校方從沒有找我談話，同學亦沒有離棄我。畢業音樂會仍選我擔任鋼琴獨奏，表演完畢，校長還微笑鼓掌。但在當時，我卻無法衝破那道心理障礙，我不自卑，只自覺是個異類。這就是政治對一名適逢敏感年齡的少年所造成的負荷。最後，我在「同路人」（即左派）的圈內找到慰藉，那似乎是處於那種心理狀態之下的必然的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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