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揭牌仪式上的致辞 "天勇谈经济 " 公众号

2021.4.25

周天勇

各位来宾，早晨好。

今天作为一个经济研究界的学者，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建立，圆了我一个梦想。我要感谢我的母校东北财经大学，感谢有情怀帮助我们的朋友，感谢研究团队和今天所有到会的朋友，也要感谢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国家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伟大的实践。

工程实验思维，打个比方，就是机械制造的机床能不能耦合运转、生物系统能不能有机循环和运行，战争时参谋部的沙盘推演、经济运行和增长的刻画、仿真和模拟。经济学是一门解决问题的科学，我们不能困在定性猜测的粗糙方法之中。要用数量、流量、循环等方面去观察问题，考虑怎么样的办法，能够使国民经济中高速度、供需均衡和金融体系安全地增长； 我们学者需要做的工作是：改革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到底能不能从学理、逻辑和方法上建立起来。

我们的研究到现在，发现中国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二元结构转型中的国家；第二，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人口、国土、经济总量大国，或者特大型国家；第三，中国是一个体制转型国家，和转轨经济学分析的体制转轨国家不一样，比如说东欧、俄罗斯，五年，最多十年就完成了转型。中国从一元计划到二元计划与市场，一直到现在，可能从二元再往一元市场，转型了四十多年还没有完成。

中国与纯粹的发展中国家不一样，与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与华盛顿共识下的从一元公有和计划向私有和市场瞬时转轨的国家不一样。因此，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济学，针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宏微观静态经济学和动态增长经济学的逻辑和方法，针对20世纪后期瞬时转轨国家的转轨经济学等等，对于分析中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和增长，确实存在着不相适应的地方。

我们是从一元计划和一大二公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向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因而我们设立了“二元体制改革与经济增长数量关系”的课题。从客体变动的逻辑上看，中国是一个结构和体制双二元转型的国家。

其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逻辑是“一元计划体制向二元体制计划与市场发育释放→二元计划与市场体制并存胶着→二元体制向一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轨”这样一个特长周期的过程。

而从生产要素改革顺序逻辑上，先期是资本市场化改革，中间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最后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

从过去的生产增长看，一元计划向二元市场部分的发育使被计划体制长期禁锢闲置和低利用的要素开始高效率的配置和利用，生产力得以释放，这是20世纪后20年经济高速增长潜能来源的经济学解释。

我们遇到的问题，中国现在处于计划与市场二元体制并存胶着的阶段，要素配置体制受到计划或者行政与市场的双重调节，因此信号扭曲常态性存在。

有一些体制扭曲是可以由经济利益主体所纠正的，比如说土地不让交易，但是农民在农村办了一个工厂、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产品能市场化，土地的地租就能实现。但是如果某一天说办乡镇企业不行，不符合规划，没有建设用地指标，或者说这是非法建筑需要拆除，这就纠正不了。纠正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经济主体对利益的追求。

但是有一些体制扭曲是不能纠正的。不能纠正的这一部分，在配置方面造成了“低效率—要素闲置和低利用—体制剩余性要素”及其产出损失。

劳动力要素方面，户籍等体制扭曲在城市劳动者收入远高于农村非农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收入情况下，竟然在农村造成闲置和低利用劳动力1.6亿人，并且现在看不能流动了。

资本要素方面，在国有企业中就资产净利润与社会平均资本利润率差距计算，体制扭曲造成闲置和低利用资本要素82万亿元之巨。

而土地要素则因不能由市场决定配置，体制扭曲造成闲置和低利用的耕地2.6亿亩，农村宅基地和其他建设用地1亿亩左右，城市和工矿用地1.1亿亩左右。

可以说二元体制造成了巨额的闲置和低效率要素，以及导致了巨额的生产力损失！

如果这种扭曲不能被不断的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和追求经济利益的主体所纠正，经济增长会处于自然失速的状态，也就是二元体制转轨国家特有的自然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毫无疑问会越来越低。

我们可以将竞争性市场经济的一些参照值标准化，用反事实方法计算二元体制各类扭曲值的差距，并用市场机制还原的逻辑，测算改革纠正扭曲形成的新经济增长潜能。

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发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是三结构，余值也就是说广义技术进步，加上劳动，加上资本，没有土地。但是没有土地的话，要算出来闲置低利用剩余土地，没有含土地变量的模型，反贴不进去，也就是说不能在模型上将其通过改革再投入利用。必须得回归土地要素投入的古典增长模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点，现在是产出与余值+劳动力+资本+土地变量。

第二个关键点是与完全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的是，体制转轨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主要来源于广义技术进步。从1970年到2012年，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增长只有0.9%，日本更低，大概是0.7%，韩国稍微高一点，1.6%。后来我们又发现一个经济学家琼斯的文献置疑TFP，说美国和欧洲20年的时间，虽然人力资本投入是向上倾斜的曲线，但TFP的增长几乎是一条平行的曲线。

中国1970年到2012年TFP增长是3.1%。全要素生产率高的时候，都是改革周期的时候，比如1980年到1985年，1991年到1995年，加入WTO后到2007年，这是倒V型或者倒U型的曲线。

中国过去每个周期性增长的TFP来源，主要是改革，而不是来自于广义技术进步，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重要的，不要对未来二元体制的自然经济增长速度抱有幻想，还是得踏踏实实推进改革，去挖掘体制性剩余要素的增长来源。

当一个社会消费需求出了收缩方面的问题时，即使有人力资本和机器人形成无限的生产能力，但是我们将面临的严峻的现实是，我们把创造的财富销售给谁？经济学语言是，生产力的经济增长潜能遇到了需求可能性边界的约束。

传统的短期均衡增长模型说明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的第一个问题是人口迭代式收缩引起的消费收缩。第二个是出口下行变化，这两年反弹了一些。这对生产过剩的下拽影响很大。但是最大的产能过剩方面的影响是土地财政和高房价，这转移城乡居民收入和挤出的居民消费需求规模越来越大。

现在需要把这个流程和循环扭曲梗阻问题搞清楚。人口迭代式收缩，已经没有好的办法挽回，出口有其不确定性。

经济增长的前景在哪里呢？农民的一般耐用消费品还在工业化中期；城乡居民汽车拥有农民刚进入汽车社会门槛，城市居民拥有水平也处在前期；城乡居民住宅品质及其设施配套方面的建筑工业化阶段，也分别在中期和中后期。我个人认为，中国这方面的工业化需求，还有1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经济中偏高速增长的时间，还有15年。城乡居民从小康生活到舒适富裕社会，从一般消费品生产工业化到财富性资产品制造业生产和建筑安装工业化。这就是我们未来经济增长在需求方面的希望所在。

最后就是安全增长，过去人类经济发展和运行是收大于支，有结余，是保守型的经济模式。现在全球都朝着支大于收的方向去了，是借贷性的经济模式。去年中国经济GDP增长才2.3%，货币和债务增长了百分之十几。债务和货币的增加量如果以现在的增长速度发展下去，未来15年，最保守估计，中国债务会上升到GDP的400%多，货币上升到GDP的300%左右。

保守型的经济主要是GDP流量作为债务和货币的信用保证、币值之锚。现在全球都往负债型经济转变，货币和债务的信用保证和稳定之锚到底是什么？原有货币模式说明不了今天的现象。

我们建立GDP、价格加资产和资产价格等于货币乘周转速度，再等于债务，乘上债务价格，乘上债务周转速度的模型，把宏观经济货币平衡模型给修改了。

粗算一下，如果中国所有土地完全都不资产化，高负债经济模式场景下，金融和经济体系可能会更快崩盘。如果城市就只有房子可以作为如此大规模债务债务的抵押物，肯定也会在不长时间里崩盘。如果土地放出一半，它会运转一段时间，但养老金缺口太大，最终也可能很危险。要是城乡土地使用财产权开始可交易，可定价，从农村的宅基地，其他土地，从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向资产化转化，城市土地也可交易定价，成为资产，债务和货币就稳定了。

债务危机，往往使币值和汇率贬值。假设人均GDP是一万五千美元，如果汇率一贬值或者金融体系一出问题，可能会下跌到八千美元，阿根廷等国家的例子就在摆在那里。所以，中国必须要让土地资产化来保证经济安全和金融体系的安全。我们不否定土地公有制，但是土地财产使用权要市场化配置，得让所有制和经济运行耦合，不能让它们的组合爆裂，要让它们安全运转。

我们问题导向的研究，并不是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悲观和失望，而是正好相反。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对工业化发展的分享还处于中期，如果说收入提高，还有中高速增长的生活方面的需求。工业化是大规模和高增长的时期，具有后均衡增长的优势。

巨额的闲置和低利用要素，还是增长的源泉，主要是后改革优势，增长潜力很大。

国土开发利用率还很低，中国还是一个低水利发展水平的国家，调水改土还有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后国土开发优势。

另外中国大规模生产和生活资料性的土地，随着其市场化和资产化改革，对经济增长也有后稳定和后安全优势。土地资产化对信用的保证和货币之锚，800万亿元的土地如果能资产化，一年有30万亿去做货币投放和债务的抵押，这根本没有问题。

经过我们初步的计算，虽然中国有这样和那样的许多问题，但是上述优势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无可比拟的。中国未来的希望，大力度的市场化改革和重大的调水改土发展措施。建设用地增加1.5亿亩，每年会有0.5%的增长潜力，潜力很大。在2021到2035年间，经济平均增长5.5%—6.5%，还是有很高的概率和可能。

我们在这两三年中思考了以上想法，把它们逐步变成工作论文，建模，编程，形成计算体系，在今年中后期，将完成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计算。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2017年就酝酿，开始研究工作，2020年1月正式设立，今天举行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揭牌仪式的初心。

谢谢大家。